文 | 延观风配资骗局识别
7月25日，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开出没收16.58亿、罚款35.21亿的顶格罚单。在长达23页的处罚决定书中，历数携程利用流量分配等工具强制企业“二选一”、强行剥夺商家定价权等劣迹。再次印证了笔者常说的话：“抹黑”某些垄断民营企业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他们的商业模式、盈利来源、内部会议纪要抖搂出来让吃瓜群众看看。
35.21亿元罚款占携程25年国内营收的7.5%，高于当年罚阿里的4%和罚美团的3%，合计51.79亿元的罚款在普通人看来也是天文数字。但对于携程来说只能叫不痛不痒：从财报看，2025年携程净利润334亿元，净利率54%；即使排除199亿元投资收益，经营利润率也达到了22%。也就是说，携程诚恳上交52亿罚款，含泪大赚282亿元。
假如携程利润按照持股比例分红，创始人梁建章仅2025年就能分到21.7亿元。与其他民营企业主不同，他不立“企业家”的人设，而以人口经济学家自居，以激进呼吁刺激生育而著称，因为主张减税、直接发钱等“惠民”政策，以及在公司内设立生育基金，而被捧为了良心企业家乃至赛博圣人。
笔者之前就对梁建章呼吁刺激生育的动机进行过批判（《当下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开放”？》）。现在，监管部门揭开携程和梁建章的财富来源，彻底证明了：天天催国家不惜血本拿钱促生育的梁建章，是年轻人生孩子的最大障碍。
平台中介开创垄断新逻辑
携程垄断案开创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先例。传统意义上，无论经济理论、企业行为还是反垄断规范，主要认为垄断主体取得垄断地位后，会提高价格掠取消费者剩余。但互联网平台提供的中介撮合服务与传统商品买卖不同，平台不直接提供商品或服务，而是从交易中抽取佣金；且在平台搭建好以后，每促成一单交易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佣金几乎全是净利。
因此，平台中介服务垄断的逻辑并非提高商品/服务价格，反而是不惜商家的一切代价，降低C端价格，促成更多交易，攫取佣金纯利。平台垄断权力主要体现在对商家自主权的侵犯和所谓“服务费”高定价上，消费端没有直接的被剥夺感。处罚携程，正式把平台中介服务的新垄断逻辑纳入监管，美团、京东、淘宝等外卖平台瑟瑟发抖中。
正因为平台中介服务垄断的特殊性，网上中小商家控诉携程高额抽佣的视频汗牛充栋，但一些消费者对占到小便宜沾沾自喜，甚至认为携程站在自己一边。这些人曾经为共享单车大战、打车大战欢呼雀跃，现在骑着2块起步的共享单车、打着开不了空调的高价车，但不妨碍他们继续力挺外卖大战和携程调价。
不论是占到便宜的自来水也好，携程想扭转舆论风向转移矛盾也好，这几天网上出现了不少辩护携程、把矛头指向监管方的言论。
第一种论调是可笑的阴谋论打法，把反垄断处罚归因于梁建兴插手人口政策挨了铁拳。肉喇叭们也不举个好点的例子，马云攻击巴塞尔协定僵化，相当于也在骂这么多年兢兢业业执行巴塞尔协定的美联储，也不知道他们敢不敢说马云和美联储之间到底谁错了。用忠孝难两全的先例类比梁建章，拿了企宣的钱造成高级黑效果，也不知道会不会扣钱。
第二种论调是携程强制调低价格有利于消费者，国家整顿携程是损害消费者福利，罚携程就是罚消费者。这种论调在某乎、某某书很多，倒也符合其中产遍地、热衷旅游的客户群体画像。
消费者都想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优质的产品，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也是消费者在市场上博弈谈判的出发点，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良性互动的市场秩序，在对供给方提出质量合规、信息披露等诸多要求的同时（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消费者讨伐的不止是预制菜，更是卑微的消费者地位》），负责任的消费者也不可或缺。
负责任是指，消费者理应为自己的购买行为负责，包括支付合理的对价。商家提出的价格不符合预期，可以选择不消费或换别的商家购买，而不是强迫商家非自愿调低价格（注意，此时交易并未发生，谈不上商家侵犯消费者权益）。
羊毛党破坏了公平交易的原则，享用他人提供的社会产品，却没有付出足额的、自己贡献的社会产品作为对价，本质上是一种不劳而获，破了社会的交易循环，本质上是将个人享受的代价向商家、其他遵守交易规则的消费者乃至全社会转嫁。
无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主流经济学，良性的、增进社会福利的降价只有一种，即通过技术进步、商业模式创新、组织流程优化等，降低同等质量商品的成本（物质上和时间上的），从而降低价格，在增进消费者福利的同时获得推动社会进步的回报。然而酒店高度依赖区位、设施和人力服务，恰恰是难以通过技术进步压缩成本的行业，体验的改善必然要求更高的成本。
携程无论是强制“全网最低”也好，用调价器强制调价也好，既没有改善酒店体验，也没有降低同等体验应有的成本，只是利用垄断地位以商家亏损为代价，促成更多交易、抽取更多佣金而已。羊毛党的一单交易中，用130元购买了480元的酒店服务，但后面的游客就只能花着130的价格、享受酒店65元的服务，因为65元被携程抽佣了。
在宏观上，长期、系统性的压价相当于将酒店投资者、经营者和员工的收入，转化为携程投资者、经营者和员工的流量和收入。美国AI企业抢美国白领10万亿美元年薪的饭碗，起码还要开发顶尖的AI模型，而国内某些“科技企业”抢劳动者的饭碗，只要垄断地位，外加一个技术简单的“调价助手”即可。
各大垄断平台的业务条线，对酒店、餐饮、零售等吸纳大量就业的线下实体企业构成了全线压制。在他们苦苦挣扎争取微利甚至不亏时，在其中从业者工资被一降再降时，平台躺着就能拿到20多个点的净利。讽刺的是，无论是阴阳大环境不好、工资低的网络言论，还是“解释经济逻辑”的通俗读物，很少见到批评平台对线下企业收入的全面攫取。
羊毛党就是平台流量的带路党，从拼多多到携程，平台乐于给予（或勾结社交内容平台给予）羊毛党更多流量，因为交易越多，平台流量越多，抽成越多；而被薅羊毛的代价都是商家承担。既然羊毛党这么愿意为消费者福利发声，那么为了全国消费者的利益，强制将他们的收入调降60%，不知他们可否愿坚持这份大义？
第三种观点是，罚款应该退还给被携程侵犯权益的商家，而不是缴入国库。这种观点具有朴素的正义感，但忽视了“罚款”和“赔偿”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概念。
国家处罚携程，是行政监管行为，对携程的违法恶劣行为进行惩罚；商家要求携程赔偿，是民事行为，要求携程补偿自己受到的损失。在司法实践上，最高法判例表明，国家的行政处罚决定可以成为消费者或商家起诉垄断者的直接依据，不用再自己举证被告存在垄断行为。（可搜：缪某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
上海本地法院判决被物价局认定存在垄断行为的商家胜诉，也很有意思
笔者100%赞同被携程侵犯权益的商家联合起来，以国家处罚为依据起诉携程补偿损失，这样才能对携程起到伤筋动骨、痛彻心扉的惩处。可惜我国集体诉讼制度还不完善，在民事司法层面给了垄断平台太多妄为空间，国家监管力量的工作成果没有成为广大中小商户维护合法权益的杠杆。如果“为什么罚款进国库不赔偿商家”来自转移矛盾的水军，那可太担心自己的甲方死的不够快了。
到底是谁在用数智技术大搞“计划经济”？
随着数智技术快速发展，一部分资本雇佣的师爷“被迫害妄想”上身，在国家没有任何相关动向的情况下，持续不断发表“反对数智技术可实现计划经济”的言论。
笔者同样不认为现在的数智技术已经拥有了解算超复杂经济系统的能力，更不认为数智技术能够代替每个人，对自己的偏好和情绪做出决策。然而，师爷们杞人忧天的“数智计划主义”正在变为现实，推手不是他们视为仇雠的政府，恰恰是豢养他们拼命讴歌的“自由力量”。
定价权是市场经济中生产者的核心权利。但携程等平台只消用一个简单的插件，就能完全剥夺商家定价权，在不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强行修改价格。当然，用插件已经算高科技手段了，美团经理偷偷登录商家管理账号参与活动、修改价格之类的古法价格调节，也是屡见不鲜。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做过的《1984》式的监控，被私人资本做到了。
师爷们拼命污名化正常市场监管执法行为“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甚至“绑定政府经济利益”，但现在各大平台对接商家的客户经理已经进化为了商户头上的太上皇。他们掌握着商户的流量大权，可以不遵守任何国法乃至公司内部规定，决定商户的曝光度和经营业绩，对中小企业的生杀予夺和恶劣态度，是想象中邪恶的行政监管者所不能及的。
（如果哪里出了基层公务员吃拿卡要的新闻，一定会全网热议，但平台业务经理对中小商家的盘剥，无时不刻在发生，但在舆论上始终风平浪静）
持牌可查配资平台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计委/工厂从来无法实现对劳动者工作绩效的实时监控和指挥。现在，数智平台可以实时监控成百上千万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的各种参数，下达精准的劳动指令，并通过无底薪计件工资、单价调整等薪酬制度设计，榨干劳动者的最后一丝精力和效率。
垄断资本的辩护士声称：入驻平台、参加活动，都是商家自愿的；既然自愿购买平台服务，那就要自愿接受平台的管理规则——所以这一切都是自由的市场行为。然而，平台渗透到商业活动的方方面面，控制了消费者的大多数注意力渠道，与大多数商家都不构成对等关系，而市场经济中，无对等、不自由。
商家要么加入平台接受管理，要么被入驻平台的竞争对手挤兑消灭；商家要么自担成本参加活动或花钱买流，要么被客户经理封杀流量无法正常经营。这些交易中，平台只有薅商家羊毛的权利，没有对等做好商家服务的义务；平台拥有对拒绝的商家施加惩罚的工具和单方面特权，商家缺乏对等威慑反制手段。声称这是自由自愿的市场行为的自由派，并不真的理解自由、拥护自由，他们只是为施暴者唱赞歌换取一两根骨头的奴才而已。
企业的本质是一个计划经济体。法律授予了企业进行内部计划管理的权利，其边界限于企业资本自己出资组织的生产活动，企业之间要通过博弈谈判等市场机制，自行决定如何互动，并以此决定内部计划。
现在，平台公司、行业巨头的垄断权力不断扩张，超越自己出资、自负盈亏的企业边界，更多以计划管理而非市场交易的方式，控制上下游或生态内中小企业的经济行为。中小企业越发丧失免于恐惧的自由，丧失独立定价权和决策权，需要为不是自己做出的决策买单。
主流经济学宗教式的二元论中，政府就是拥有合法暴力的管理者、分配者，企业就是从事生产的创造者。透过现象看本质，市场里有两类主体，一类是进行交易的主体，另一类是管理交易的主体。不分所有制、不分组织形态，管理交易的主体必须拥有比交易主体更强的权威（乃至各种软硬暴力手段），才能保证履行管理职能、维护市场秩序。
核心问题是，管理交易的主体是否有利他义务，构建满足大多数交易主体利益的市场秩序？经过多轮革命浪潮，现代政府（广义上的，包括国企、公共机构）在理论上必须为公共利益负责，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是如此。改开以来国企改革始终强调让政府回归管理者、国企回归交易者。正因为政府有义务回应并照顾交易主体的合理利益诉求，所以政府适合且应当扮演交易管理者角色。
在很多交易场景中，平台不仅是交易参与者（抽佣），业已成为交易管理者（分配流量、受理投诉、记录监管信息等等），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对中小商户和消费者进行双重收割。但私人企业从根本上就不需要为公共交易负责，更不愿分离自己的裁判员运动员身份。
管理者要有管理者的责任，对于平台分配流量等具有交易管理性质的行为，必须要求其承担公共责任、维护公共利益而非借助垄断地位谋取私利，除了向公众负责的公权力介入，没有其他力量能够驯化垄断平台，维护市场弱势方的合法权益。
网上有观点认为，携程的售后服务做得好，在酒店违约时给消费者撑腰。但这恰恰证明了市场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公共机构在交易纠纷中的缺位甚至不作为。甚至垄断平台利用对数据的把控，拒绝公权力维护公平正义。
解决方法是提高公共监督的参与度，而绝非是把这项权力交给平台。反面例子我们都看到了，某某多滥用解决纠纷的权力带起“仅退款”风气，完美上演了不惜商家一切代价促成交易，谋取流量佣金的自利逻辑。
当然，无论是治理外卖大战也好，处罚携程强行调低价格也好，短期内肯定会导致这些平台上商品服务价格上升。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笔者的主张是一贯的：全面提高劳动者收入（《为什么劳动者的工资就是不能正常增长？》），由工资引领启动“工资—通胀螺旋”，确保工资涨幅高于名义价格涨幅。
处罚携程们压制实体企业盈利空间只是第一步，下面必须推动平台吐出来的利润向相关行业从业者传导，乃至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向劳动者转移，让普通中国人能够消化这个国家强大生产力产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形成通畅的国民经济正向循环。
梁建章的人口大计究竟为了谁？
身负“天才少年”“成功企业家”光环的梁建章并不满足于这些头衔荣誉，不断给自己打造人口经济学家、劳动经济学家的人设。在顶刊上发表劳动经济学研究论文，论证大学扩招压低了中国新本科毕业生就业的薪酬；在媒体前侃侃而谈年轻人生育压力大，带节奏呼吁国家出10万亿催生，赢得大量赞誉。
即使只看他催生的政策建议，也都马脚频出。比如呼吁花钱很容易，理清10万亿从哪来却很难。梁建章一边要国家拿出真金白银，一边呼吁给生孩子的家庭减免个税。2018年（下面第一张图），梁建章还在乎学者的光环，坦陈交个税的是少数高收入群体。尿点在于他建议要给每个孩子设置10万元所得税抵免上限。当年全国人均收入是2.8万元，富人生一个孩子能省下普通人3年多的收入。
越往后，梁建章越发激进地主张让孩子变成富人的逃税工具。2025年（下面第二张图），抵免个税变成了个税社保“减半”“全免”，缀上一句聊胜于无的对特别富裕家庭设置封顶，那怎么定义特别富裕呢？设置多高的上限呢？梁建章不再言语，只是一味计算自己、张艺谋和徐波能拿到多少个税减免、进账多少财政补贴。
现在携程的吸血盈利模式曝光，梁建章伪善双标的嘴脸更加暴露无遗。先把千千万万普通从业者的收入抠到自己兜里，让年轻人承担不起劳动力代际再生产成本，再回头以低生育率为幌子、为要挟，呼吁国家给他减免个税，出钱补贴生育，制造更多为他们自己贡献剩余价值的工具。
最后，还是要举出梁建章接受采访的原话。虽然他口口声声催生是为了中华文明延续，但如果年轻人不生，中国的各类设施也可以由印巴非洲移民享受。年轻人不远给资本家贡献剩余价值是吧？给这片土地换种，给这片土地上人民的建设成果过户，在梁建章们眼里是毫无道德包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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